张显峰的博客

谢泳当教授咋成了大新闻

谢泳，何许人也？山西《黄河》杂志社副主编，因长期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在学术界很有名气。相比那些影视明星堂而皇之地顶起“教授”的桂冠（其实谁何曾真的希望他们执起教鞭），这样一位颇有批判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学者被聘为大学教授，似乎再正常不过，可一经媒体报道，连日来的舆论反映，这俨然成了天大的新闻。

很多学者在网络论坛和报纸上发表文章，对谢泳表示祝贺，也对聘任谢泳的厦门大学大加赞赏。一位学者在文章结尾意味深长地说，不管最终磨合的情况如何，现在，都有必要向“挺身而出”的大学致敬。

再精致的赞美，总能让人从中咂摸出些许“悲壮”的况味来：这样一件看似正常的聘用，却成了大新闻，却需要“挺身而出”的勇气！其实，这件事如此的蔚为壮观与令人兴叹，无非是因为谢泳的专科学历——说出这样的底细，我相信很多准备“挺身而出”的大学都会犹疑一番。

没有读过大学的梁漱溟能受邀到蔡元培执掌的北京大学任教，已经成为历史佳话。今天，这样的佳话不再，我们看到的却是：某某学者因为没有博士学位，虽然学术成就获得公认，依然无法进入体制约束下的学术殿堂。在这种背景下，谢泳当然成了焦点，厦门大学也必然成为一段时期以来被人推崇的典型。

然而，是谢泳成就了厦门大学，还是厦门大学成就了谢泳，这个时候下结论也许为时过早。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对谢泳来说，他通过获得高校教职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学术条件；对厦门大学来说，在当今中国高校硝烟滚滚的人才大战中，获得了一次引人注目的胜利，有助于改善学校形象。

谢泳成为大学教授的一员，首当其冲的障碍恐怕就是当前中国高校普遍存在的量化考核体系。以所发表论文的刊物等级、数量以及学术专著来衡量一个教授，不知道谢泳能不能“称职”。

厦门大学接受了谢泳，能不能为刻板的学院制度打开一道口子，也是一个未知数。该校中文系主任周宁在媒体上的一席大实话，让我不免有些担忧。他说谢泳到任之后，对厦门大学和中国学术界是一个考验，对谢泳也是一个考验。“有些待遇、津贴他可能拿不到，这些从制度上来说全校教师都是一样的，在操作上无法给他开绿灯”。

如果真是这样，谢泳能为厦门大学带来的，除了此一时的轰动之外还有什么？“挺身而出”又回归既有制度的厦门大学，又能让自由随性的谢泳“存活”多久？

“张钰事件”中到底谁是受害者？

对娱乐圈的八卦消息，我向来是“敬而远之”的，或者，说得自恋一点，是不屑的、鄙视的。可当那个“用明摆着的无耻对付潜在的无耻”的张钰赫然登上可爱的、平素仗义执言的《南方周末》的头版，我不得不看，也不得不说。

曾经有人说这张可爱的报纸正在堕落，我却以为在现今的环境下能保持贞操、偶尔说点真话，已经难得了，因此，我是不惮以恶意或者善意去解读它，只是想透过它的视角，看一看社会舆论的价值观念会一步步走向何处去。这也是我“不得不看”的真实原因。

用《南方周末》的话说，这件事（张钰“揭露影视圈性交易黑幕”）在“本质上是严肃的”。我赞同，他的确是严肃的，甚至严肃到不应该这样大吵大闹。但是，张钰值不值得同情，舆论该不该支持张钰，是一个需要谨慎思考的问题。

对于这个“女孩子”（张钰自己的评价），我们同情什么？同情她作为弱者的身份、地位，还是付出身体的代价未得回报？我们支持她什么？支持她的行为，还是她的勇气？我不是一个卫道士，我不愿意站在道德的塔顶上“哇呀呀”一气，尽管这件事，首先伤害的社会风化和人伦道德，从道德的角度，我们对当事的任何一方不应有丝毫宽容。

然而，这不仅仅关乎道德，关乎人权，更关乎一个非常简单的法律层面的常识推理。我无法支持，哪怕是同情张钰们，我甚至认为最终受伤害的不是她们，更不是一些什么狗屁人物，而是对社会良俗抱有期望的公众，是那些真正为艺术献身的艺人，尤其是女艺人们。

这很难理解吗？

如果真如张钰说的，不付出身体就不可能成名，或者是得到一个小小的角色，那是不是有一个可怕的潜台词：那些大红大紫的女明星，难道她们……可是有证据吗？没有。没有，怎么会得出成名只有靠出卖身体这一条路呢？相反，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真正好的、著名的演员靠的就是实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女人的肉体为资本的演员和借机偷腥的导演们，谁比谁更无耻，只是个“鸡和蛋的官司”。当然，我这么说是在赞美。

顺着这个逻辑理解，影视圈里的性交易和卖Ｘ嫖Ｘ似乎没什么区别，用身体换取角色和用身体换取金钱，在本质上有什么两样吗？（这样讲，事件涉及的双方，也算触犯了法律吧？）不用装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说是“为艺术献身”——那也是性贿赂——我就不信，没有这些女人陪导演睡觉，中国的电影艺术就完蛋了！

不，我想会更好。

（此文纯属自娱自乐，请勿转载，否则必究）

显峰冷言

你是谁的人

常听在大学教书的朋友讲起身边的事，举凡谈到学术圈子里的事每每一声叹息。论文、科研的压力不消说，现如今学术界很流行“谁是谁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你要是不是谁的人，或者不幸成为谁的人，什么项目申请、职称评定都或多或少会遇到些“麻烦”。

“谁是谁的人”多少有些江湖味道，久居商场、官场的人知道，时不常会有人说“张三是李四的人”，这话里的意思自然不少，也许是提醒，也许是不屑，也许有更深的暗示。但是的确有一些人很精于研究这个，甚至碰到个什么人，总会先打听他是谁的人再决定笑脸相迎还是送上一杯闭门羹，见机阿谀还是横加排挤。

没想到，现如今这一套在学术界也很流行。但是，反过来一想，这个问题又似乎不必那么大惊小怪。看看那些玩弄权术的官员，哪个不是经营着一个“小团体”，玩着“谁是谁的人”的“学问”。素来很重官本位的中国学术界，沾上这点“传统”好像不难。另外，而今大学里“近亲繁殖”已成气候，很多年轻的老师都是毕业后就留校，然后又跟着老师在学校里教学、科研，只要不是很“反叛”，“弟子”自然就是“老师”的人了。

一旦成了谁的人，这人自然没有独立的意识可言，至少在一些需要表达立场的场合，往往会唯“主子”马首是瞻，唯唯诺诺，毕恭毕敬，言听计从。表现在学术界，自然就是唱和着别人的学术思想，更不敢对跟着的那个人提出质疑或是怀疑，长此以往，思想倒是很统一，学术争鸣的氛围和创新的意识自然也被大大消磨。

除却一个人的天生思维障碍，只能依附于别人亦步亦趋，一般举凡做了谁的人的人都是有所图的，比如官场上，我是你的人，关键时刻替你说话、做事，那我的升迁发财就得靠你罩着。在学术界，成了谁的人也自然有好处，跟着的人要是很善于拉项目、跑经费，那成了他的人在将来的学术研究上就不怕没事做，如果傍上的这个人是个“权威”，那职称评定、获奖更没问题。

在官场上，“谁是谁的人”最后往往演变成“结党营私”，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你是李四的人，我绝对就不提拔你、重用你，哪怕你再有能耐，倘若我和李四不和，你就更得受排挤打压。没办法，谁叫你是他的人呢？倘若在学界，学术活就会变成追名逐利的游戏，就会演变成假借学术争论的名义互相拆台放气，为了争项目、争经费，不愿接受甚至打压自己圈子外的先进思想和研究方法，因为守住了自己的“阵地”就守住了名利。

诚然，我们不乏以超然的胸怀自立于某些圈子之外的官员、学者，只是一旦“谁是谁的人”的圈子意识风行起来，还会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么？

显峰冷言

大学的“豪门”与防弹公厕

某省一大学花几百万元建了个大门，被人家说成几千万元之后一肚子委屈，说这是“以讹传讹”，还说这大门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XX大学的骄傲”。（10月12日《南国早报》）

也难怪这所大学“委屈”，人家明明只花了几百万元，你非得说成几千万；大家都比着建校门，人家为什么不能建？网上不就有个“中国高校大门排行榜”吗，虽然未必采信，但遭指摘的学校都站出来跟媒体说了，一个门花上百万元倒也不假。好一场“豪门”盛宴！

前不久，北京某著名高校斥资百万元建观光电梯的消息就惹来一大摊吐沫。不过，如今这等花钱撑门面的消息也算不得新闻了，就像着装华丽的贵妇人，大街上走得多了，也便不再吸引眼球。

贵妇人自然是有钱的，正常消费也是应该的。我们的一些大学呢？很多都已经成为银行的“债务人”，前不久，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就说，目前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量大约在1500亿至2000亿元之间，有的大学贷款已高达10至20亿元，个别高校甚至丧失了偿还能力。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我想一些花大钱建大门的大学也不例外——我们摆什么阔！

纵然有的高校景象不错，不在乎这区区几百万元，但如今大学里很多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四处举债，省下这几百万元，能帮助多少贫困学生？很多科研课题、年轻教师因为经费紧张难以开展研究，省下这几百万元，能改善多少实验室的条件，扶持多少优秀教师？况且，这是大学应有之义务！

只是这象牙塔一旦沾上了贵妇人的气质，恐怕是不会顾及这些的。学会了贵妇人的精于打扮，哪还顾得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师日渐稀少，学术正在荒芜，所能奉献的还真就是一个“标志性建筑”，令大学中人值得骄傲的也似乎只能是“豪门”一个了！

教育家梅贻琦先生说，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看当下倒可以改成，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门（应取“豪门”之意）之谓也。

前段时间，北京一座据说耗资80万元的防弹公厕惹来一阵非议，即便有人辩称它有反恐之功用，我想谁都明白，到了，它也只是一个“与人方便”的地方；大学呢，说到底，也只是一个教书育人、生产学术之所在，倘若失却了本来之意，再豪华的大门，恐怕和这个所谓的防弹公厕没什么质的不同。

ＳＫ-Ⅱ打了谁的脸

这的确是一个有关脸面的问题。多少爱美之人为了“对得起咱这张脸”，不惜花大把钞票搽点儿高档化妆品。SK-Ⅱ正是凭借洋品牌的影响和广告的忽悠，爬上了无数有钱人的脸。可真当曝出了安全问题，SK-Ⅱ的生产商是郁闷的，消费者是愤怒的。仔细想想，对消费者来说，还真有点花钱“找抽”的憋屈。

对于洋品牌，大多数国人是怀着向往的心思的，不幸的是，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偏执的消费心理，凡是外国的东西就受欢迎，就当成品位，就认为保险。有人搞过一个调查，说在大城市白领阶层中，有九成以上的女性用过进口化妆品。我们对洋品牌的盲目崇拜，无形地为其罩上了一层“高贵”的光环，抬高了价码，也宠坏了这些洋品牌。

话说回来，老百姓毕竟只是消费者，不能太过苛责他们对品牌的追捧，尤其是一些跨国的著名品牌，正常情况下毕竟是代表质量的。倒是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崇洋心重，常常拿税收减免、产品免检等等“超国民待遇”当橄榄枝。甚至在很多政府主管部门的意识中，跨国企业都完美无缺，于是“来者不拒”。因此，一些外资企业便对“超国民待遇”大加利用或以撤资相要挟，大玩“擦边球”游戏。就拿SK-II化妆品来说，除初次进口时有关部门进行过检验外，至今已有8年没有检验过（这一做法的渎职之处当另算）。

即便玩出了“火”，这些财大气粗的跨国企业也是无所谓的，一方面，在跨国公司眼里，“整顿时间短，处罚金额少”几乎成了一种“中国特色”。去年，宝洁公司的SK-II就因为涉嫌虚假宣传被南昌市工商局罚款20万元。这样的罚款数额与其非法所得相比，简直是在给人家挠痒痒。另一方面，由于我国部分行业标准低于欧美国家，同款产品在国内外形成了实际意义上的不同档次。很多跨国企业在国内国外执行双重标准。而法律不健全的我们又不能奈何人家，就像几年前，两名美国东芝笔记本电脑用户向美国地区法院提出集体诉讼，状告东芝笔记本电脑的软驱控制器存在设计缺陷，导致数据丢失或损坏。50万美国东芝用户获得10.5亿美元的赔偿，而相同质量问题的中国用户却得不到任何赔偿。东芝公司说，赔偿美国用户是根据美国的相关法律，不赔偿中国用户则是因为中国没有相关法律。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担心人家SK-II的牌子问题，也无须像有的评论者那样发出“跨国品牌在中国走下神坛，我们还可以信谁”的感慨。我想，不管是SK-II，还是以前的肯德基苏丹红事件、雀巢奶粉碘超标、联合利华旗下立顿速溶茶氟化物超标……打的，不光是他们的耳光。

庞加莱猜想何以成了谜局

    困扰数学家百年之久的庞加莱猜想已经被证明，这一点似乎很少有人怀疑，然而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在那个万众瞩目的英雄榜中到底该有谁的名字，却成了一个谜局。既然是中国人朱熹平和曹怀东完成了“封顶”，国际数学大会为何却因庞加莱猜想的证明，将菲尔兹奖颁给了俄罗斯人佩雷尔曼？

    新近出版的美国《纽约客》杂志关于庞加莱猜想的长篇报道，和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丁伟岳院士在博客上发表的质疑文章，更令庞加莱猜想的证明充满了迷幻色彩。两篇文章一个一致的倾向，是对中国人证明了庞加莱猜想表示怀疑。而在《纽约客》杂志作者笔下，更是将丘成桐描述成了一个追名逐利之徒。（9月7日《南方周末》）

而三个月前，当丘成桐召集媒体宣布，朱熹平和曹怀东教授成为破解庞加莱猜想的“最后封顶者”。接连多天，国内各大媒体给予了大量的报道，其中很多评论和报道给人的印象是，这一成果好像已获最终认可，板上钉钉。而佩雷尔曼最近却在媒体上说，“我不清楚他们做出了什么新贡献，显然，朱不是非常理解我的推理，然后重新进行了论证”。甚至有美国数学家称，这是中国科学家在成果归属问题上扔出的“猴子的扳手”（故意搅乱局面）。

对于社会大众而言，这远不是他们所期待的真相，人们更想知道中国两位科学家到底在破解庞加莱猜想的过程中发挥了哪些作用？曾在丘成桐宣布时，朱熹平称他们只是完成了“临门一脚”，而今天的局面似乎难以让人判断出这一脚的分量。如果这个谜局解不开，受到重创的则是公众对科学报道的怀疑、对科学家的信任感和对追求科学真理的信心和热情。

对于科学家本人而言，诚如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刘克峰先生所说的，“他们敢出来以个人的名义宣布破解猜想，说明把他们的名誉都押在这里，万一有问题，基本学术生涯可能就完了。”而一个更为尴尬的事实是，由于丘成桐本人近来同北大的恩怨而屡发“口水仗”，人们不得不联想“庞加莱猜想”是不是也介入了这场中国式的是非。如果这个谜局解不开，基于真理与正义的争论，也许真就成了私利与名誉的道场（即便是被公众误会了），无异于一场波及世界数学界的学术丑闻。

倘若庞加莱在，不知他对此又会给出一个怎样的猜想？

警惕知名大学成为民办高校的托儿

    时下正值高校开学之际，不少民办高校展开生源争夺的最后决战。中央电视台报道说，某地一个小村子就收到了上千封录取通知书，只字不识的农民也被五六所大学录取。北京的一些民办高校甚至不惜花重金将抢夺生源的“前线”设在北京西站出站口。（8月29日《华夏时报》）然而，令人心忧的是，在混乱哄抢的行列中，不少民办高校居然打起了一些国内知名高校的招牌。

这实在算不得民办教育兴盛的景象，咀嚼之余颇有几分讽刺的味道。既有辛酸又有悲哀。辛酸的是，相比国内公办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一纸难求，作为高等教育有益补充的民办大学的日子的确不堪；悲哀的是，国内知名高校成为一些民办高校招生的托儿，其危害远胜于这种诳骗行为本身。

如果是纯粹假冒知名高校的名义招生，那是不折不扣的诈骗行为，触犯法律，自然会受到应有之惩处。问题是，媒体报道说，一些民办高校的确与知名高校有着渊源，要么是该高校与某企业合办的大学，要么是其下设的二级独立学院独立办起的学校。“私生子”也好、“外孙子”也罢，总归是有些血缘的。于是，倒也算不得假冒，但却似乎并不名正言顺。

对当下国内的很多民办高校而言，无论打着谁的旗号，披着怎样的外衣，其目的是单纯的，那就是争抢生源，从而获得更大收益。在师资、政策、经费等各方面先天不具优势的民办高校，很多将追求利益最大化当作其终极目的，而作为高等教育有益补充的天然使命只好退居其次。利益的最大化来源于学生数量的最大化。因此，与知名高校结姻，在纷乱的生源争夺战中被当作最有效的武器。然而，这种极其商化的行为，一旦利用了人们对知名高校的信赖，更具有欺骗性，后果更为严重。对知名高校而言，本该圣洁的象牙塔形象被功利化倾向倾覆，久而久之会因此失去应有的神圣和诚信；对民办高校而言无异于自残，“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现实必然丧失人们对民办教育的信任，使刚见起色的民办教育事业蒙受各种压力；对整个高等教育而言，失却了人们对教育事业的起码信任，更是一种危险的信号。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危险也是一种警醒。在民办教育成为潮流的今天，它挑战的是我国现行教育体制的弊端，直刺高等教育领域的官本位意识、等级意识、商化意识，以及教育管理的不力和体制导向的不公。

我是权威我怕谁

学术界现在流行一种怪现象，一些曾经在某领域取得成就的权威专家，不再潜心科研，而是仰赖手中的“权杖”，把持科研资源，形成利益圈子，干起了“包工头”的营生。（8月21日《中国青年报》）而据我观察，这些人往往还扮演着“科学警察”的角色，但凡遇着不同学术主见、圈子之外的学派、独树一帜的创新，便不由分说地跳将起来，扯起“我是权威”的大旗，棒喝之。

私下里时常听到一些学者的苦诉，自己另辟蹊径做出成果，请求一些权威专家“不吝赐教”，得到的往往不是肯定、鼓励，而是怀疑、批判。一位发明人很是郁闷地告诉我，自己的发明填补了技术空白，而且市场很认可，但这个领域的某位权威听到消息后，第一反应居然是：“不可能！”为什么？“我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搞了30年都没搞出来，他怎么可能？再说，从来没有人试过这条技术路线。”一副“我是权威”的架势，既有固步自封的自大，更含惧怕被人超越的心虚，于是盲目打压，甚至不惜贴上“伪科学”的标签。

我绝非否定学界权威的存在，也无意怀疑所有权威专家的“货真价实”。一些真的权威，从来不打着“权威”的旗号四处招摇，而是用自己的光辉成就在人们心中树起权威的丰碑，比如王选，他甚至在暮年唯恐自己成了“太上皇”，阻碍年轻后学创新，故而退居“二线”。而一些“伪权威”，却担心自己的权威头衔不期然被人摘掉，往往举着“权威”的招牌，拉拢圈子，在圈内互相吹捧，在圈外伐除异己。

科学精神的内核之一就是怀疑，真的创新必然是敢于不断向权威发起挑战，击破权威的神话。诚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乔治·萧伯纳所言：“所有伟大的真理最初都被看作是大逆不道的谬论。”比如，爱因斯坦、牛顿；比如，王选……哪一个不是传统学术圈子中的叛逆者，哪一个又不是真的创新者？中国的学术界素来很重门第意识、圈子意识、官本位意识，学术派别的发展很不健全甚至畸形，权威主导的学术评价体系使得学术共同体成了利益共同体。大众迷信权威，权威迷信自己。因此，本来就少有的对权威发起挑战的勇士，往往注定被打压的宿命。

固然我们需要信仰权威，权威的存在会对一个社会的秩序起到规范的作用；也需要对各种创新成果积极地质疑，以避免伪科学、伪创新贻害于世；但倘若盲目地活在权威的光影之下，这个世界必然缺乏创新，丧失前进的动力，也必然在庸碌中消沉。

试解罗先生吃不透的“国情”

    新近在北京召开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意外地受到了素来对国际会议乐此不疲的中国科学家冷遇。媒体报道说，会议没有和任何中国大学及科研机构合作，组织委员会成员中也没有一位中国科学家，最终注册参会的只有14位中国学者。（8月11日《科学时报》）

    国内一些科学家难得的“清高”却让会议发起者之一、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终身教授罗朝俊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关于21世纪世界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主流学科（非线性科学及复杂性研究）的学术会议，一个在国内召开、“毕竟比去国外要节省很多费用”的会议，为何如此不受国内一些科学家待见。最后，罗先生无奈地自责：“我对中国国情还是了解得不透彻。”

    虽然“国情”之说有些修辞成分，但我相信罗先生的“自责”是发自肺腑的。罗先生认为在国内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节省费用，而这恰恰消磨了一些学者参加的动力，钱无所谓，反正从课题经费里出，他的目的是借此出国转一圈，学习交流只在其次。这些人，自然是不会来了。

    来参加会议的都是这一领域的国际一流科学家，但罗先生不知，没有国内科技界公认的大腕、诺贝尔奖获得者参加，没有了“我曾和某某诺贝尔奖获得者一起受邀参加某某学术会议”的记忆，一些学者便失去了日后引以为豪的资本，失却了“想当年”的豪迈。有些人，自然是不愿意来的。

    会议没有官方支持没有赞助商，本该变得纯粹。可这对于善于攀比会议级别的国内学者来说也是“望而却步”的。罗先生曾接触过国内相关领域的一位知名科学家，希望在中国方面的组织工作能得到他的支持。但由于谁来担任会议主席以及领导座次等问题让罗先生深感困惑，不懂“官本位”，罗先生也只好失去这些“会友”。

    如果这些还不是罗先生所认识的最大的“国情”，那有一点几乎是很多国内科学家一致的追求，那就是，关心其论文能否通过会议发表在相关刊物上。即便是参加会议的一些科学家，也大多匆匆而来，急急而去，只出现在自己要作报告的某个上午或下午，不在乎学术交流、思想碰撞，只期望被哪个杂志相中，似乎昔时如金，实则急功近利。这些人，我想罗先生也是不愿意与之为伍的。

    当然，中国科技界不乏潜心向学的有为之士，但是一些流传已久的体制积弊和浮躁之气不除，罗先生之所谓“国情”还会继续下去。

显峰冷言

舆论为何支持丘成桐的“假说”

不久前，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先生在接受国内一家媒体采访时说，“《纽约时报》说北京大学40%的引进人才都是海外的，你去美国调查一下，我担保大部分是假的。”7月29日，北京大学新闻发言人公开回应说，“这是一种不负责的说法，它歪曲事实，严重侵害了广大海归学者和北京大学的声誉……”

北大的此番严正申辩并未换来媒体的“同情”，各方评论者倒是一派“倒戈”之势，纷纷将矛头指向北大。请看这样一组标题：“北大请自证清白”、“别误读了丘成桐的善意”、“北大不妨反思丘成桐的逆耳忠言”……甚至有评论者针对北大的回应，尖锐地质问：“蔡元培的北大还是阿Q的北大？”

显然，丘成桐先生的“我担保大部分是假的”未必有充分的证据，也不见得客观；北大的所谓“北大海外引进人才的质量是高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的申辩也不一定有十足的底气。批评者与被批评者缺少的似乎都是用以佐证自己观点的事实。然而，值得深思的是，舆论为何会力挺丘成桐先生的“假说”？

不妨研究一下丘成桐先生此番批评的前后语境。邱先生说，中国缺乏世界一流的学者，于是在一些大项目上“请了很多人来，特别是引进很多外国专家”，这些人是某某高校的特聘教授、讲座教授，拿着“全职引进”的待遇，酬劳不菲。“可很多名教授在国外是全职，按照规定一年必须九个月在美国国内做研究，只有三个月可以在外面。”而这三个月也未必就给了你某一所高校，所谓全职引进，自然是假的。显然，与其说丘先生批评北大之“假”，倒不如说是在直呈我国目前科研人员引进之弊。舆论之强烈共鸣，虽说不无偏激，但更能说明其弊流毒甚广，为害不浅。

例子不胜枚举。有优厚的报酬，也不苛求在国内的工作时间，自然会有不少人“慕名而来”，越是如此，越多一些心怀不轨之人。有熟悉内中情况的学者撰文说，一些“外国专家”回国的目的并非真要帮助我们提高科技发展水平，而是企图瓜分国内科技资源。他们与国内高校联系密切，仗着自己在国外名牌院校任职，又了解国际上的研究前沿问题，再加上中西科技发展水平存在的明显差距，以及国人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崇洋媚外心理，他们往往能够得逞。而我们得到的便是他们在某某学校挂个名，偶尔飞回来转一圈，在评审会上以国际专家的名义替某个项目吹个牛……浪费国家科技资源，助长学术浮夸之风，这不正是当下令全社会深恶痛绝之事么？

此种现象一旦蔓延，成了“潜规则”，不仅寒了真学问者的心，进而会葬送了国家科技事业前程。如此看来，舆论之一派批评也并非完全针对北大，需要反躬自省的也绝非一个北大。

环保执法岂能成了“猫鼠游戏”

最近慕名去河北丰宁草原观光，当地牧民幽默地告诉笔者，为了生计，近些年他们和执法人员玩起了“猫和老鼠”的游戏。游戏倒是越玩越有趣，“猫”和“老鼠”从中都得了实惠，惟独没有人认真地算算生态环境这笔帐。

先来看看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丰宁草原被誉为京北第一草原，出于生态保护的考虑，前些年河北省按照国家相关法规将这里列为禁牧区。于是，“猫和老鼠”的游戏上演：牧民还是偷偷赶羊上山，执法人员顺藤摸瓜前来执法，一只羊10块，开完罚单收完钱就走。后来牧民“赖账”，警车呼啸而来抓上几只羊掉头便走，只要我前脚走你后脚到局子里交钱，立马放羊归山。这游戏越玩越熟稔，“猫”不再是猫，什么神圣的执法使命，只要手中的罚单能张张变现就成。

游戏能不能玩下去，当然不全取决于“猫”，关键看“猫”和“老鼠”之间能不能达成某种默契。“猫”在这个游戏中最大的收获是，既行使了自己的执法职责，又从中捞取了经济利益，当然是一百个满意。牧民也会算这样一笔帐：养上100只羊，一年卖一半也能收入两三万，占家庭收入的一半还多，就算一年抓着几次，一次罚个千儿八百的也很合算。这个默契一旦形成，“游戏”便会心照不宣、周而复始地继续下去。

游戏大张旗鼓地继续，却没有人意识到，或者说意识到却不在意，其运行所消耗的昂贵甚至惨重的成本。首先是生态成本，过度放牧必然带来草原生态的退化，作为京北一道生态屏障，丰宁草原一旦退化、荒漠化，后果可想而知；其次是法律成本，正因为意识到过度放牧带来的生态恶化威胁，国家和各地方相继出台法律法规保护原始生态，然而保护区内的这种“猫和老鼠”的游戏，游戏的正是法律。法律的威严被践踏，约束力自然荡然无存，生态保护也只是一个空洞的词汇而已。

事实上，不只丰宁，各个地方、各个领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类似问题，法律的威严最后就变成了一纸罚单，这种简单的做法不仅不能起到应有的惩戒作用，反而让违法变成合法，心存禁忌变得明目张胆。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却要在法律外下功夫。实际上，对于生存于生态保护区的老百姓来说，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素来是一对矛盾。不能光为了保护环境，斩断老百姓过去赖以生存的老路子，却不谋新出路。只有在“禁”的同时帮助他们找到发展的后路才是科学发展的原本意义，也才能避免类似“猫和老鼠”的游戏继续下去。

转贴：

【中国青年报事件追踪】贺延光：作答总编辑和编委会

［ 作者：佚名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179    更新时间：2005-8-17 文章录入：admin ］

李方辞职了，本报走了一位不算老也不算年轻，在业内颇受好评，也深受读者和网友信赖的青年报人，而且是在新的《采编人员绩效考评办法》，企图从制度上根本颠覆本报长期所维护的新闻标准和新闻人价值取向的时候。
(博讯boxun.com)
                      
李方选择离开，是因我的批评所致么？
表面看，导火索是我点燃的，但，这个匣子里的爆炸物可不是由我装填的。
                     
我当然有这个自信—虽然李而亮总编辑分别两次在会上，并最后以编委会正式文件的形式，均把我的批评意见与李方承受的压力甚至“做噩梦”变成了因果关系。
                      
                     
8月4日下发的编委会文件指出：“前一阶段，有个别采编人员针对评论员文章进行指责与批评，并在网上引起讨论。有些批评已超出了正常业务探讨的范围，给评论部的同志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也在采编队伍中造成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接着，文件强调，这些评论员文章“符合中央精神和团中央书记处的要求”，“体现了我们报纸的性质、办报宗旨和内容定位”，“在读者和社会上的作用是正面的，反响是好的”云云。
                      
这纯粹叫“王顾左右而言他”。
                     
我写的那篇《本报评论员，我为你害臊》，是反对“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吗？相反，我多次和同事们谈到，面向基层、面向西部是个很好的话题，可以做得很亲切，很人性化。我还说今天的（指7月22日）评论就能看出，作者写得很努力，不错。
                      
我在我的文章末尾，专附了几篇都市报纸社论评论的题目，只希望能有所借鉴并改善我们评论的思路和文风。
                     
我为之害臊的是，我们的评论竟用“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像灯塔一样指明了大学生前进的方向”，这样明显涉嫌个人崇拜和文革语言的词句开头。为此，我还专门陈述了我批评的依据，只差没有抄写中央有关规定的全文了。
                      
                     
可惜，李而亮总编辑也好，编委会文件也好，云里雾里，就是回避我指出的问题。对此，你们连表示一下“不妥”的意思都没有，甚至将带来作者“精神压力”、造成队伍“思想混乱”的状况直接与我链接起来，就算耍障眼法，做得也太拙劣啦！
                      
                     
现在，我还是要问：领导人“像灯塔一样”，而芸芸众生都是在黑暗中徘徊，你们这样的写法究竟是对是错？不必客气，请理直气壮地回答。
                      
                     
有“精神压力”是事实，首先它伤害的是我们的评论员。他们写评论从开始署真名，到奉命作文不得已编个化名，再到后来干脆什么名都不署了，这是一个职业新闻人从以为荣到以为耻的过程。作为同事，我当然理解他们所承受的难以言说的煎熬和痛苦。所以，我从一开始就不认为“像灯塔一样”这样的文革老词儿，会出自李方或其他几位年青评论员之手。我批评的矛头所向，是始作俑者。这点，社内同仁谁也不会糊涂。
                      
                     
“思想混乱”也是事实，本报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外界也同样议论纷纷。那天一次朋友聚会，我被“海里”一位相当有身份的人问道：这样的提法（指“像灯塔一样”），人民日报没有，解放军报没有，JZM同志当政十几年没有。锦涛同志出身共青团，你们又是团中央的机关报，想干什么啊？想为别人提供口实吧？真不怕给锦涛添乱！当时，我无言以对。而这之前，我根本就没看过那篇评论。
                      
                     
所以，对“精神压力”和“思想混乱”，我是承受不起的。李总和编委会就能承受得起吗？对此精心策划并及时予以表扬和鼓励的团中央主管书记赵勇和第一书记周强，我看也未必能承担得起！
                      
                     
所以，我在《为你害臊》中特别说，“我们，不要钻这个空子”，并提醒道：“生活经验早就告诉世人，凡吹捧别人，尤其是肉麻地吹捧领导人的人，一定是有私利可图”。
                      
                     
党风日下，世风日下，新闻界已不是一块净土了。某些人只会在纪念陈云同志时才念叨几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话，但实际工作中，他们仅唯上。这个“上”，首先是自己的直接领导，其目的只为自己的“上”。
                      
                     
不是吗，编辑部就有主要领导多次不加遮掩地提倡，在新闻报道中要进行“策划”和“导演”，并为此津津乐道而毫无羞色。再加上近日出台并冠以“导向明显，原则明了”的《记者编辑考评办法》，这种从办报理念到制度保障一脉相承赤裸裸的唯上是从，让我突然记起了儿时的歌谣：是我的兵，跟我走；不是我的兵，挨屁嘣！
                      
但是，大家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当公共权力被变为私人利器的时候，所有正直和诚实的人，永远不会俯首称臣。
                     
今年四月，在上海评选去年的全国新闻摄影作品，我作为评委接到举报，说去年总书记在陕南视察，当地和胡亲切交谈的所有茶农都是由他人装扮的（这一新闻由央视头条播出）。我们查看了照片（已被省里评为一等奖），几位“茶农”拿的竹篓竟都是新的。这一情况，自然要反映上去。半个月前我已知道了结果，经中央委托新华分社调查证实后，一串人被追究、撤职。
                      
当然，现在社会进步了，也就是撤个职。要在过去，那是“欺君之罪”，是要杀头的。
                     
所以，还是做老实事吧，当个诚实的人吧。投机取巧，风险也挺大，因为真正有学识有水平的领导同志，从内心压根儿就看不上那类当马仔的人。
                      
李方是个办实事的老实人，他个性鲜明，处事低调，刚来本报不久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那天，我的一组“老麦客和新麦王”被一版头条采用，值夜班的他竟当着我的面，否定了我已选定的一张照片并申明理由。要知道，我可是一名资深记者，而他正是我要来的，是我帐下的一名编辑啊。后来，杨浪把李方要到新创刊的社会周刊，他兢兢业业成绩斐然。再后来，他创办的青年话题，不仅被打造成新闻界的名牌，还成为读者至今最为喜爱的专刊之一。
                      
                     
我对一些版面使用照片曾横挑鼻子竖挑眼，却从未对青年话题提过一次意见，尽管整版的它从未使用过一张图片。因为在我看来，那些情系群众利益、针砭社会时弊的评论文章，足足能吸引读者了。
                      
                     
这次“灯塔”事件，李方并无责任，但他了解“跟理不跟人”的基本道理，更明白做人做事的是非底线。他清楚什么关头必须要捍卫报人的荣誉，更知道如何与耻辱拉开距离。即便是无力回天，宁愿“剁掉自己的手”，也不愿意成为被年纪轻轻的几个官僚挟持的殉葬品。听他说，我决不当赵勇的狗！
                      
就职13年，任评论部主任的李方，是位值得我们引以为自豪的青年报人。
现在，李方选择了辞职，带着他曾在报业赢得的荣耀和眼下极欲摆脱的“噩梦”。
如果我们无法珍视荣耀和解析噩梦，荣耀将化为烟云随风远去，噩梦将陪伴我们彻底死亡。
                      　　　　　　　　　　　　　　　　　　　　　　　　　　　　　　　　　　　　　　　　　　　　　　　　　
后注：
                     
《本报评论员，我为你害臊》发表后的10多天，没有总编辑和任何一位编委与我交换意见。我出差离京后，得到的却是总编辑会上会下对批评的批评，以及以编委会名义为消除“思想混乱”而下发的文件，加上新近那个只唯上不唯实的《考评办法》，再加上李方的辞职，故以此作答。
                      
另：为防止曲解，再将《本报评论员，我为你害臊》原文附后。
本报评论员，我为你害臊！
本报评论员，哪位叫“青评”？
看了7月15日你的《振翅远飞正逢时》的第一句话：“HJT总书记就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所作的重要指
示，像灯塔一样，为当代大学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就叫我感到恶心、害臊，心闹地根本没有再往下读一个字的欲望 。
                     
我不会写评论，但会读。“像北斗星”、“像红太阳”和“像灯塔”这类溢美之词见得多了，我等也曾把自己比作“在黑暗里摸索的困兽”、“需阳光哺育的弱苗”、“不知所以然的孤舟”，可那是30年前的事了。当北斗隐退，太阳西落，灯塔熄灭之后，人们才开始真正认识了这个国家和我们自己，谁能否认这段社会进步的史实呢？
                      
如果说我对那样的溢美之词“敏感”，还不如换个“警惕”的词儿更准确。
我知道，中央为防止历史悲剧重演，曾多次做过正式决定：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并有一系列的规定出台。
我知道，邓小平在世时，公众场所20年间从没有挂过他的画像，他的画像发行的时候，正是他辞世的当天。
我知道，国庆50年庆典时，三个YOU XING方队分别抬出了毛泽东、邓小平和JZM的巨幅画像，而此时，毛早已住进
了纪念堂，邓也作古两年多，只有江堂堂然地站在天-安-门古楼上。项庄舞剑，借助钟馗，怎能不让人们指手划脚？
                     
我还知道，新一代领导人执政后，为加强集体领导，防止突出人个，对新闻媒体宣传上也有许多条文限制，尽管还没细化到禁用“像灯塔一样”这类的词句。
                      
但我们，不要钻这个空子。
生活经验早就告诉世人，凡吹捧别人，尤其是肉麻地吹捧领导人的人，一定是有私利可图。
                     
当然，这样的评论员文章，也得到团中央主管书记赵勇的专门表扬。我看我们还是清醒一点吧，要么他根本没看出来，要么他还停留在“两杆子”论的水平上。
                      
                     
中青报人写文章，要有起码的职业底线。评论员文章更是表达报社立场、观点的，如果今天能容许“像灯塔”，明天就可能造出更令人呕吐的“酸曲儿”来。
                      
对此，本报的人虽然议论纷纷，却没有公开的不同声音，这种变化太可怕啦！而海外，却有了专门的评论和猜测。
这样马屁拍的，不是成心给领导同志添乱么！
如不改，我有向HJT同志和中央直接反映意见的权利。
贺延光05.07.21
8月12日下午周刊中心讨论考评方案会议记录
谢湘 (2005-08-15 17:11:32)
时间：8月12日下午
地点：报社四楼会议室
参加人员：谢湘、王胜春、杜涌涛、卢跃刚、邓琮琮、李雪红、武卫强、潘婷、赵飞鹏、徐虹、许革、姜蕾、季元宏、潘平、滕兴才
                      
                     
谢湘：按照报社要求，本周内各部门要把大家对考核条例的意见征求完毕。昨天下午参加了经营管理委员会会议，听到一些以前未听到的新消息，8月31日作为分界线,编辑、记者都要由公司转回报社；原先有公司负责的经营权也要交回报社。现在有很多的善后工作需要做，其中有一个，就是编辑记者回到报社，将按什么标准发薪。7月底，编委会就发了一份关于中青报采编人员绩效考评办法的讨论稿，准备在下发以前，由编委会先讨论一次，要求保密。我仔细地看了一下，从我了解和掌握的情况，提了8条意见……
                      
卢：意见的核心是什么？
                     
谢湘：比如署名的事情。条例规定一个人只能有一个笔名，我觉得没有必要。比如考核标准问题。按团中央和ZXB的表扬标准，和我们周刊基本没关系，那我们的好稿怎么办；版面分也不一样，这种差异的问题。还有奖励加分的标准问题。我看有些东西改了，新上网的考评办法比过去的有些调整。那么以现在公布的条例为准征求大家的意见。我们不是走形式，确实有必要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讨论，并向上反映，我们有这个责任。同时，这个会也是开放的，不管是主编还是编辑、记者，都可以自由参加。我主要是听大家讲。
                      
                     
卢：我先说。以前开会太少，但这种会必须参加。我们看了方案以后讨论过。我觉得这个方案不是一个技术性方案，给大家加多少分，版面什么级别，如何分配。严格讲不是一个简单明了的利益分配方案。刚才谢湘也讲了，它是一个明确的办报方针和价值取向，和过去是180度的转型。这是极为明确的。它的要害是：鼓励什么，反对什么。什么稿子是能得到重奖的，什么稿子是会得到贬斥的。我看了几遍，有四个字—“舆论监督”是没有出现的。最近很多部门说约稿子不好约了，记者也明确表示不打算写了。
                      
杜：大家可以看看周凯昨天的公共留言，已经不知怎么写稿了。
                     
卢：这份文件完整地、系统地陈述了以李而亮为首的编委会的态度。总的来看，这篇东西是个大倒退。它基本上倒退到前毛时代，而不是毛后时代。毛本人关于中青报和人民日报是有比较的。他讲过，人民日报死气沉沉，不爱看。中青报活泼，思想活跃，是有可读性的，是能得到读者欢迎的。这是有案可查的。毛当时发言的语态，不是以党的主席，而是以普通读者提出的。（杜：胡耀邦也有论述）不说别人，就说毛，毛时代对媒体的管制，我们是见证人。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办报方针，是对毛时代的反动，惶论其他。我们知道人民日报、经济、光明，从未有过哪家报纸把是否获得某级领导表扬且是以级别高低的表扬作为衡量记者的标准。从没有过！他们心里想也不敢说，因为太恶心。这样的横向比较，我们中青报也开了先河。党报和机关报都没有这样明确地把领导表扬作为记者的行动指南和衡量标准。中青报此次编委会集体讨论、获得通过并在征求意见的标准，开了中国新闻界的先河。你们在事后作了纪要。这是已经作为编委会会议讨论过，而且作过原则性的纪要的。这里面很清楚地告诉大家，征求意见是形式上的，是程序的，是走过场的，标准是要强推的。我们不知他们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不论征求意见与否，这是一份已经公布的标准，因此它已经是个丑闻。我把话说正在这里，公布出去会让全天下笑掉大牙。有个问题必须回答：是不是周强、赵勇之前的历届团中央领导的都不是党报和机关报？是不是李而亮之前的总编辑办的都不是党报和机关报？这份东西基本上否定了周、赵之前历届团中央对党报和机关报的正确领导，基本否定了李而亮之前的历界总编辑对报纸的领导和努力，基本否定了1951年之后中青报赢得新闻界尊重的努力和传统。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我很好奇，这个如此重大根本性颠覆历史的东西是如何出笼的，不知道如此敏感重大的东西编委会是如何讨论的。我只看出，他们对中青报和中国新闻史的了解是张白纸。这已经是个文献了，所有当事人都将被记录在案，不论什么意见。
                      
                     
我们原来办的是不是党报？是不是机关报？这个问题必须回答。如果是，这个文件则意味着“不是”。如果不是，那么是否按着这个文献办就“是”？
                      
                     
可以举个例子。某稿子读者强烈欢迎，ZXB又批评了，怎么办？读者提名最好的将奖励50分，而批评将惩罚300分。如何处理？如果是给个差，那么我愿意称它为“差差方案”（杜：300减50，还剩250，这是个“差差方案”加“250方案”）如果是这样，那么还要加上一点，它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否定。改革开放以来，所有中国媒体都面临转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化，由官本位转向读者本位。那么，将这点写进方案意味着什么？我们编委会是准备办个官本位的报纸，还是个读者本位的报纸？它实际上已经回答了。那么我们的同仁愿不愿意办个官本位的报纸？办个我们一直以来努力要打破的、唯上是从的、避免犯那么多历史错误的报纸？如果愿意，需要拿出个理由。但我们没有看到拿出任何理由。
                      
李方辞职一事，袁梦德有个帖子，提到了回归青年路线问题。
“青年角度”这个问题我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讨论过，而且是多元化的讨论。当时结论也有荒唐的，比如采访某件事，先看对方的年纪，35岁以下的不报道。这是个误区。“青年路线”不仅是写青年，同时还要写青年关心的问题。后来中青报变革的核心是写青年关心的问题。（杜：老徐说过：写青年关心的社会问题，写社会问题中的青年问题。为什么今天还要说？我们整个采通网上，从学谦在时，一直说政经大报，现在成了青年新闻。这是个什么风气？实际上这是早已解决的问题。）
                      
                     
我现在最不能理解的不是文件本身，而是那么多人堂而皇之坐在那里，言之凿凿地让这个文件出台。我们这个曾经那么辉煌的伟大报纸，现在居然说一篇稿子是否好，是由团中央、各省部级、政治局委员的嘉奖来决定。如果按这个标准，贺延光应该得一万分，因为他的“两党一小步，民族一大步”的照片是得到HJT表扬的。问题在于，我们自己没标准吗？我们都是吃屎长大的吗?不要有假设。不会有人吃屎的，想吃屎的人食之。眼睛朝上，一将功成万骨枯！天底下没有这个道理！这个世界是由很多先知构成的。不要以为一个先知就能搞定一切。
                      
                     
这个文件背后反应出中青报领导阶层弥漫的、有损良知的心态。这样做，马屁是拍不成的。因为马屁拍得太笨。我们原来也研究如何做正面报道，如何按照新闻规律，符合人性的进行报道。这方面的经验非常丰富，是写出来同行叫好，领导也会叫好的。那是聪明的拍马屁。现在这个东西是想拍马屁，但按照这样拍不好。真替他们着急啊！拍不好是因为太赤裸裸，太笨。拍不好，写出来又被天下人记录之。光说李而亮是不够的，整个编委会都没过脑子。显而易见，这份文件和他们的心态、价值观、原来公开写过的理想是格格不入的。但据我的了解，没有人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这份文件出台，不说毁了中青报一世英明吧，至少是让我们脸上无光。
                      
                     
简而言之，技术性问题没必要讨论。算法还挺复杂。讨论技术问题没有任何意义，而在于它主张什么，它反对什么。我再重复一遍五个否定：一否定毛泽东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新闻的新闻改革；二否定了历届团中央对中青报的正确领导，这个文件证明以往不是办的机关报、党报；三否定了历届的中青报领导班子；四否定了中青报人为赢得广泛尊敬而作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五否定了中青报人从80年代以来的读者本位的价值追求。这样的东西如果实行—我断定它没法实行—我敢说会天下大哗。
                      
                     
邓：我接着说两句。这样的体系，无法从技术层面讨论。无论是原则，还是细则，都颠覆了一个媒体整体的价值底线和社会功能。监督、预警、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这是媒体与生俱来的社会职能。靠领导的不同级别的表扬，使记者成为满足各级领导好恶的马屁精，这样的记者还是中青报的记者吗？如果不这样，就让你在职业操作过程中受到处罚？这种原则性的颠覆是前提，其次才能说到技术层面。据我现在的了解，薪酬的总额不变，总的篮筐不变，而利益分配极大地向权力岗位倾斜，挤压一线采编创造人员的利益，这是非常恶劣的。会使报社有决策资格的核心权力层，有意无意被赎买，认可这一体系，而使下面的人为几个分值打得鸡飞狗跳。它将导致如果你不认可这一价值原则，就无法生存。这不仅颠覆了中青报几代人创立起来的价值理念，甚至颠覆了一个媒体应有的价值体系和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的必要性。因为报社毕竟不是团中央的宣传部，它有自己的社会功能。如果是宣传部，可以由团中央领导来考核。对这一方案，不是修修改改的问题，而是彻底颠覆的问题。
                      
                     
杜：这个条例如果实施，无疑将对中国青年报传统的彻底颠覆。它将彻底毒化中青报的空气。从新闻的职业水准到新闻的职业道德，彻底被毒化。现在已经出现这种苗头，看看现在采通上各部委的表扬信就知道了。走部委路线，，走上层路线，只为求得一份表扬，这里有利益呀，这是执行这个条例的唯一后果。我不好揣摩制定这个条例的人的动机，但我觉得它的后果就是要瓦解、毒化中青报。此外，我不从政治上评价，我仅从经济风险评价，这个条例，将使中青报快速死掉。让读者快速远离我们。可我们知道，读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中青报要这样办，很快会变成下一个光明日报。但是我们知道，光明日报是有中央财政扶持的。据我听说，近几年陆陆续续上面给了几个亿，包括新的办公大楼。另外，光明日报集团的子报子刊要比我们成功得多。我们谁给钱？报纸办砸了，读者离开了我们，我们只有喝西北风。所以，此事事关报社每个人的利益，可以说是利益攸关。条例是否能够通过，与每个人的责任相关。各位千万不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是跟每人的身家性命相关的，细节问题这里压根不值得讨论。
                      
                     
我们前一段时间的两个系列评论文章，网上骂成那样，内部意见也很大，居然在编委会决议中说没有任何负面意见，无耻到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有些人总以为他们是在代表党，但事实上只有一己私利。差不多有十多天了，我都是夜里三点多睡不着就起来，看着报社莺歌燕舞，感叹：“商女不知亡国恨”。
                      
李雪红：我们讨论具体层面的问题，但他们又说具体层面不用讨论。我们都完不成任务。部门主任不能写稿子，这不公正。
                     
卢：我的感觉是他（李而亮）似乎完全没在报纸呆过，而且似乎也没在这个时代呆过，凌空而起发出了这个东西。这个社会在进步，而且不是封闭性的进步。一个农民可以和我们的总编辑同步地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信息。他几乎没有呼吸过，没有吃过人间的饭，没有享受过人间的痛苦和欢乐。党内很多高官脑袋都比我们办大报的人的脑袋清楚。我不知道赵勇他们知道了会怎么看，我觉得会把他们吓死。难道他会再写封表扬信来？我估计不敢。因为只要一上来就会被套进去。
                      
邓：原则上是倒退。技术上是让所有编采人员都成为小地主似的东算西算。那还是中青报吗？
卢：是的。程序上也很有趣。想搞一个天王盖地虎。告诉你，我们领导上原则上已经定了，大家去讨价还价，而且还不许讨价还价。
                      
                     
杜：期待任何事情不经讨论就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一个人的意志成为编委会的意志，这是不能允许的。据我所知，为了设计新的薪酬方案，报社走访了好多新闻单位，最终形成了一份文本。但和这个非常不一样。这份文本实际上不是在调查的基础上形成的。
                      
武：比这个反动还是比这个进步？
杜：我们也没看到。但据说比这个市场化。
李雪红：原来好像是徐文新负责的。
谢湘：是的，原来不是这个。
邓：现在这个就是要把你的价值观牢牢和你的饭碗栓在一起。
杜：更高一点，还要和你的欲望拴在一起。
                     
武：我来说两句。我是一个年轻报人，但可能无法代表所有年轻人。我是01年到报社的。最开始在《时讯》。之所以到中青报，是因为在大学读了四年的中青报。进报社这四年多，也是中青报大变革的几年。尤其是今年。地震性的事件一个接一个。刚刚是李方的离去。我总觉得，一个报纸也罢，一个企业也罢，首先竞争的是产品，然后是人，再向上是文化，看你的文化是不是更先进的。但现在的感觉是，中青报越来越没落。我们也经常讨论：中青报应向何处去？但每次都是不了了之。现在到了各种矛盾最激化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有所改变了，否则就会很危险。如果我们年轻人离开中青报，差不多也都能再找个不错的工作。但我们不愿意离开。我们对中青报的历史不是很了解，对未来也迷茫。希望报社能够出台得力的措施，挽留更多的人。我们已经倒退了，不如先停下来，看看再说。
                      
                     
这次的这个标准也看了，对周刊有什么影响，现在还不清楚。汽车周刊一个主编一个副主编两个记者。按现在的规定，如果编辑不写稿，报纸怎么办？其他周刊存在的问题，汽车周刊同样也存在。希望报纸能够出台一个比较现实的有指导意见的文件。
                      
李雪红：说说我们比较技术层面的讨论。以下问题我们很不明确：
                     
一、署名问题。军事部门比其他都特殊。去军队采访需要很多人协助，帮你联系人，打通关节。军队有个自上而下的宣传系统，他们都有发稿任务，所以我们通常都要带上他们的名字。这种情况如果在什么都要评分的情况下就很不好办。军队的宣传系统是有严格规定的，每年要在各级报纸上发多少稿子。原来我们是署名不开稿费。他们也不求稿费。如果完不成任务，就不能在这个位置干了。实际付出劳动的都是我们的记者。但现在这样，均分均下来，不署名会麻烦，署了名记者的收入问题怎么办？

                      
                     
二、编辑如何考核。如何按那个标准，我们都完不成任务。而且还有个编辑写稿按30%算的规定，据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部门主任霸占版面。不知别人如何，反正我们是没有。请问，郑琳同志霸占版面了吗？贺延光同志霸占版面了吗？堵力霸占版面了吗？这样做是让编辑非常伤心的。

                      
                     
三、表扬问题。姑且不说用各级官员来评价我们记者是否妥当，就算是，也轮不上我们。潘平说我们也可以照套。各大军区表扬、总军领导表扬加多少分等等。否则的话我们怎么办？团中央也不会表扬我们，省委各部门也不会表扬我们。一个普通记者去西藏写稿子，自治区可以写表扬信。但我们的记者在卡拉昆仑山呆几个月也不会有人表扬。

                      
                     
杜：那你们就让军区表扬。（对创业）你们下一步可以申请要安排不同级别的大款表扬。（众：对，资产5000万以上加多少分……）
                     
李雪红：我还想说说版面编辑在自己版面写稿的问题。要闻和新闻版都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我们周刊不一样，我们就是编采合一。尤其是军事部，根本不能指望地方记者帮忙。没人投稿，投也不对路。我们也在大力发展。每次记者开会我们都要请大军区所在地的记者吃饭，请他们写稿子。但他们确实没有积累，投稿也不到位。而且部队为了各种原因希望接待军事记者采访，免得什么都从ABC讲起。如果我们仅仅依靠部队通讯员，质量肯定会下降。昨天总参一位领导还对我说，你们就是第二军报。我们都非常累（一共三个人，编制上都是编辑），写了还要用30%算，再和通讯员分，大概只能拿几分。我想其它周刊也类似。如果非要这样做，那我们以后就都换编辑，发赵飞鹏的稿子就让潘婷当编辑，发我的稿子就让赵飞鹏当编辑。
                      
                     
还有版面评价问题。现在的标准都是按稿子质量评，但我觉得还应该对无差错有奖励。这个问题检校部门意见很大。因为完全无差错很难，如果每出个错都要扣那么多分，那么差错要不要分ABC等？否则认真完了没什么好处。我认真看，也无所谓，不认真看，也无所谓。
                      
潘婷：我最奇怪的是这个分值是怎么想的。不知别人是不是也是怎么算都完不成任务。反正我们是都完不成。不知为什么要这么定。
                      
                     
李雪红：对，在既有职务又有职称的情况下，应该怎么算。比如说我，是按平均工作量的130%算，还是按那个职称任务300分算？按我的理解，我们部门应该是700分，那无论如何都完不成。所以非常困惑。
                      
                     
谢湘：我的感觉周刊和新闻中心很不一样。我们每个单位都非常小，两三个人一个周刊。而且周刊中心好像是扒堆一样，从汽车周刊到冰点周刊，从经营性周刊到办报理念非常鲜明的周刊，跨度特别大；另外层级非常多，主任、副主任、主编、副主编、编辑、记者，太多了。咱们现在连小作坊的标准都没达到，和个体户差不多，主任没法当管理者。如果主任、主编不能写稿的话，版面怎么弄？我们又没有40多个记者给我们写稿。这是很客观的情况。
                      
                     
潘婷：还有一个情况，他们都觉得中青报的军事报道好，但我们的报纸实际上是领导不喜欢官兵喜欢看。但按这个标准，就会变成领导喜欢官兵不喜欢。而且军事报道对发行的影响很大，如果按这个标准，是否考虑过对发行的影响？
                      
赵飞鹏：分值的分配导向非常明确。记者写篇稿和编辑编个版分值是差不多的。我希望能分得更清楚点。
                     
姜蕾：我想从技术操作层面说说。总则第七条，是按报社经营状况浮动的。那我的理解是这样，比如这个月300分能拿3000块，但下个月500分可能只能拿
2000块。如果是这样的话，不知道报社有没有人能进行这样的人力成本测算。我们以前都按事业成本测算，现在似乎是按企业测算，必须是很专业的人来做才行。另外，是按一个财年还是按财季测算呢？这个大家都很关心。如果不明确，会造成人心不稳。如果按这个方法，是不是需要把财务状况进行公示，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个月一分是这么多，下个月一分是那么多？
                      
                     
还有编辑任务问题。当时我们都定成编辑，是因为考虑到记者的情况，想让他们有个基本工资的保证。但现在即使我们每期都是A稿，助理记者都完不成任务，更别说还有责编写稿只拿30%的规定。这样根本不符合周刊采编合一的特色。我们毕竟不是新闻版。我们总共3个人作两块版。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且必须出去才能完成任务。虽说是吃喝玩乐，但也非常苦，因为不会有人陪，住宿标准也很低。而且版面评价也比新闻版面低。再完不成任务，可怎么办？
                      
潘平：现在这个任务没有现实意义，因为C等版面又没有限制。
众：但我们没有那么多版面，一个月也只有四期。
潘平：不是那样的。虽然周刊版面评价看着比新闻版低，但实际可能还会高。
李雪红：你没明白。现在不是比新闻版面低的意思，而是我们根本不可能完成任务。
潘平：现在不说任务的问题。这个以前讨论我也提了。他们说这个不是重点，最开始不会考核的。
李雪红：如果不考核任务量，如何算钱呢？
潘平：实际操作起来也不见得就比新闻版低。打个比方。谢湘，你是中心主任，但拿的不一定比杜涌涛高。
                     
姜蕾：那个表扬和批评的规则我们看了都很绝望。因为这在我们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最后我们都打算使劲儿宣传红色旅游，使劲公关，然后让各省的旅游局发表扬来。（众：现在红色旅游都不让出省了！）
                      
                     
许革：我们都没口，更不可能有表扬。（众笑：刚才不是说安排个大款表扬的级别了吗！）老板也根本不理我们，不接受采访。中青报在地方的影响基本没有。
                      
李雪红：赵飞鹏参加一个海军和地方的活动。军队都很认中青报，结果泰州地方领导数完了媒体都没数上我们，理都不理我们。
                     
姜蕾：还有广告占版问题。对于周刊的性质，报社一直没明确。当时报纸对我们说的是采编合一，同时承担经营和发行任务。现在都不算了。我记得当时撤学习时，它的阅读率已经到了周刊第三第四的位置。我觉得周刊是要养的，不能期望短期见效。这个我希望报社有个说法。旅游至今没有接口，我们非常着急。因为十一黄金周要到了，如果过了就要等春节，而且春节的宣传费用肯定比十一宣传费用要少。
                      
谢湘：是。这个问题是要协调。原来经营是公司管的，现在要回报社了，应该有个新精神。
                     
姜：对。当时是编辑、广告、发行联动的。但现在这个标准没有体现。现在是连续五次占版后第六次才按C版计算。我们本来版就少，一个月就8块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收入肯定受影响。新闻版可以说不接广告，如果我们接就要影响收入的话，应该有个相应的政策。
                      
李雪红：还有一条，如果责编写稿是中心主任指派的话，就按100%算。那我以后每次写都让主任签字。
潘平：这个说法是针对前面新闻版设计的。不是给周刊开了口子的么，主任知道就行吗？
姜：还有一点。实习生问题。这虽然和我们没有关系。但实习生有时对稿子的贡献有多有少，难道都按70%算吗？
                     
许：我们记者对采写按质量计分有意见。以前都是按字数计，现在不按了，那么和人的好恶就很有关系，如果领导个人不喜欢，会不会就给降级？我们建议还是按字数算比较好。
                      
                     
第二，既然对所有稿件是按一个标准评，为什么版面评价的分值就不一样？（潘：因为他们是两个部门分，供稿和编辑中心）不，法治是最少的，他们每周三个版，白班和夜班一共两个人分，至少也分1.5个，但我们平均只能分一个。关键是，考核稿子标准一样，但版面的标准不一样，就是说周刊编辑比新闻版编辑差很多？
                      
                     
季元宏：看了这个文件的感觉是，抵触性很大。感觉像是恶霸地主给长工的条例。很难让大家在和谐快乐的环境中，有创造性地工作。而很可能要投机钻营，玩规则性游戏，最终的结果应该是可以想像的，很可怕的，也很可悲的。那会使我们在报风、发行、广告、品牌、内部凝聚力、工作标准一系列环节上，都进入恶性循环。其实我们再怎么发挥年轻人的积极性，也办不到反党反团中央的路子上去。所以，用各级领导表扬来引诱是很不可取的。以后每个月初一二十个省部级的表扬是不奇怪的，但结果就很可笑了。
                      
                     
我们报社前几轮改革都不是因为报面上出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团中央这样的东西，其本意都是要解决报纸经营急剧下滑的问题。所以这次对编辑部的考核也应该立足于有利于更多读者的认同，更大的发行量，更好的品牌形象，更好的经济效益。但是在本轮草案里，现在就能想像出结果和我们所要的目标是相反的。编委会的人应该在职业价值观上做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地换成编辑记者的。
                      
                     
其实就是按读者标准、发行量为导向的，把报纸做好，上层领导依然是会抬轿子的。所以我们不要在一些小事上做偏了，做些唯上是从的事。这是对外。对内是不要过分苛求，不要把这些东西变成为任务的，投机取巧的，玩些文字游戏的，要让大家心里舒服地高兴地去干自己乐于干的事。从这个角度看，有人说要颠覆了，我看也行。先把自己的世界观、职业价值观摆正了，再来讨论其他。先想好你究竟要办一个什么样的报纸。举个具体的例子。现在新闻报道只有矿难是开了口子了，在每次报矿难的时候，估计是不会得到矿主和矿的上级领导的表扬，如果按这个标准，怎么办？再让他的上级审查？
                      
邓琮琮：我们不放弃自己的媒体职能已经步履维艰了，现在还要主动放弃。太可笑了。
                     
季元宏：谁都不是傻子。如果规则就往那个方向引导，大家都弄通了，一个月跟一个部委要十几二十个表扬，那多可笑。如果一个部门的表扬跟着50万的广告，那我认为可以表扬。
                      
众：拿网上点击看传统纸媒是不对的，针对的人群就不对。周刊在网上也是页面的最下方，而且过了出版期就找不到了。
谢湘：先这样吧。如果有书面的也传给我。（完）
战斗记录之四（当天上午报社办公会，大同、贺延与而亮的对话）
                     
李大同：　　按照编委会安排，本部门对报社新的考核办法做了讨论，本部门委托我起草了对这次办法的意见书，做了直言不讳的批评，对而亮同志也做了直言不讳的批评，希望而亮同志包涵。我们希望对这样一份考核系统应该做认真公开的讨论，必须大家心里有一个目标，我们希望报社同仁对我们的意见发出评论，同意反对我们都欢迎，重新振作起本报批评和反批评的风气。李而亮：　　条例的征求意见从工作程序上应该先由中心汇总交总编办，当然我也不反对公开意见。但有些问题是需要大家注意的：一是要考虑与版面调整以来的若干制度相衔接，不要就这个条例来考虑；二是要根据报社的实际情况，提建设性的意见。现在面临一个最重大的情况是，党组已经决定和公司的许多关系到8月31日为止，31日后经营权回到报社，原来在公司的人员与薪酬也回到报社。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很广泛的讨论，不是不欢迎批评，而是马上面临9月份的薪酬如何发放的问题。所以，大家都要有一个全局观念。贺延光：　　如果不进行充分讨论，到年底发行上不去，谁承担责任。现在全是对编辑记者的考核。去年到今年年初基本保持了40万，如果明年按现在的办法如果出现了问题怎么办？李而亮：该社党组、编委会负的责任，我们从来不会回避。
                      
                      
回复：作答总编辑和编委会
李方 (2005-08-15 21:11:43)
                     
既已请辞，就不想再插嘴报社的事，这也算“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然而贺延、大同帖子点到我名，继续闷声也不是个事。真是为难。
                     
以我目前的尴尬处境（递交了辞职报告而报社尚未批复），雅不愿再谈及报社现在具体的人和事，因此只能谈谈自己的感受。没兴趣的可以到此为止。
                      
                     
先澄清一个说法。有人认为是贺延光发起的争论把我逼走，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没这么回事。尽管如果人生追求一点戏剧性的话，我倒宁愿是他逼走我的，正如十三年前他一手把我带进报社。可是，人生不是戏剧，人生只是一个不断作出选择的过程。
                      
                     
我想我是基于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作出选择的。我希望工作在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氛围的地方；如果我感到这种氛围正在消失而且不可逆转，那就离开。大同帖子里谈到中青报原来的业务争论传统，在我理解，那正是自由主义理念的具体实践：宽容、容忍不同观点的表达、以理服人、雅量……
                      
                     
梦德兄表达了这样的担忧：李方走了，青年话题何去何从。在我看来，这是个假命题。若中青报失去自由主义传统，即便李方不走，也再难有作为。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我理解就是这样一个关系。
                      
我想我必须再次重申自由主义的若干信念如下：
宽容，容忍不同观点，每个人都有自由表达的权利、表达都应该被尊重，每个人都不因为强迫甚至威胁而接受某种观点乃至信仰……
                      
同时我想，一个抱有自由主义信念的媒体从业人员应该做到：
                     
尊重读者，不以一己之好恶为好恶，不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他内心不应该有太多的“引导读者”、“操控舆论”之类的念头，他必须时刻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和认知的有限性，以便为探索事实真相甚至探寻真理留出更多的空间……
                      
                     
这两天我还跟同事讲，我服务中青报十三年，特别是青年话题这五年，报社不欠我的，只有我欠它。为什么？就因为它教给我如上信念，并且给了我实践这个信念的机会。跟海外朋友通信我也讲，个人非常得意于青年话题为推进中国民主事业、培养公民表达习惯、推动公民社会形成所作的有益的实践，某种意义上它比那些自由主义大佬的某篇扛鼎之作还要有价值一万倍。
                      
                     
但是，我感到我正在远离这些东西了。我尊重别人的选择，但也珍视自己的选择。如果我们的选择无法契合，那就是到告别的时候了。

显峰冷言

 且看“高科技”骗子如何设局

     6月3日，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曝光的所谓“集美干细胞”美容针剂可谓“神奇”得不得了。不是说骗子的牛吹得如何的大，单单最高三十六万八千元的价格和干细胞产品“创始人”名头就能把人唬晕。短短四年时间，这个毫无功效却严重致病的“高科技”产品就这样忽忽悠悠进了全国20多个省市的美容院。如今这样的奇闻已经不足为怪，太多了。怎么就会有那么多人上当？且看骗子如何设局。

    骗子们靠的就是一个“高科技”标签。如今的很多骗子早已“脱胎换骨”，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的“坑、蒙、拐”，而是竖起耳朵、瞪大眼睛盯准当下方兴未艾的科技前沿和市场热点及时出招，虽然多数漏洞百出，但不乏有人“稳、准、狠”，一张“高科技”标签就能从一穷二白骗到数万家财，甚至骗得企业家的宝座和发明大师的名衔。看看那些被曝光的骗局，哪个当初不是“某某科学家研制”、“某国最新技术”、“某某名人用后疗效如何”的广告满天横飞。

    骗子们炒的就是一个“最新”的概念。要是仔细观察这些“高科技”骗局中产品的名字，一个个都很前沿，你甚至不得不惊讶于他们对科学技术的“敏锐”。不仅仅“集美干细胞”，什么“人体黄金”、“哈佛代高乐”、“纳米水”，还有今年四月份曝光的号称“全球三大最新高科技美容项目之一”的“金丝植入”，不就是借所谓的“基因科学”、“纳米技术”疯炒一通么？ “金丝植入”甚至在其宣传资料中宣称具有四大理论依据：组织代谢原理、微循环原理、活性金释放原理、力学固定点状支撑原理。你说，你信还是不信？

    骗子们仗的就是一个“投其所好”。如今减肥、美容、保健是消费热门，而且有钱人多的是，愿意为此一掷千金的人也不少。于是，有这个市场，骗子就会及时地提供消费，广告吹得越神越好，价格定得越高越好。价格越高，越会让你觉得它就是高科技；吹得越神，越会让你觉得物有所值。吹嘘能让人年轻10岁的“集美干细胞”不就是号称“从美国BIO-COS公司进口的抗衰老针剂，曾获多项国际金奖”么？而且有“国家药监局”、“广东省物价局”、“广东省药品检验所”以及“广州海关”等多个政府职能部门的“文件”。你说，你信还是不信？

    骗子们的惯用伎俩就是“改头换面”、“死不认账”。“集美干细胞”案就是如此。花了25万元整了一身病的一位女士四处求告无门，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一旦骗局被揭穿，骗子除了“躲”、“赖”，还有一招，就是改头换面。“集美干细胞”被曝光了，记者调查发现骗子又给其产品换了一个更加唬人的名字：脑活力因子！只要换个标签。

    骗子屡屡得逞，这不能怪消费者辨别能力太低，老百姓再聪明，也没有骗子狡猾；也不能怪骗子，骗子最不讲信义，有机可乘而“错失良机”那就不成其为骗子。但是骗术毕竟是骗术，经不住行家一揭。一些职能部门管得紧一些、查得严一些，一些科学家自律一些、敢言一些，骗局兴许就会少一些。骗子的广告满天飞，恐怕有关部门和科学家不想知道都难。

提高公众科学素养有猛药吗？
 
张显峰
 
  
　　每年五月有两道必备的科技大餐，一道是全国科技活动周，一道是北京科博会。前者以推广科学技术，普及科学知识为宗旨；后者则以产业项目对接为要务。越来越多的高科技走下神坛，闯入老百姓的视野。让更多的人亲近科学获得技术，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然而，在正视这些活动积极作用的同时，单纯从科普的角度来看，确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深奥奇妙甚至艰涩难懂，一两个礼拜的工夫只能是蜻蜓点水、开开眼界而已。提高公民的科学素养显然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因此，这几道大餐充其量只能勾起人们的食欲，却算不得猛药。好比严重缺钙的病人，只有慢慢却不间断地补，方可见效。早前有一份调查显示，1989年美国和加拿大公众基本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分别为7%和4%，到2000年美国增至17%，而2003年我国公众基本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2%。如此大的差距，必须要全社会各个环节都动起来，持之以恒地抓，而不是靠一两个活动收点微效。

　　对于我国科普现状，一些研究者在研究报告里列出了“三宗罪”：一是科普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健全；二是科普基础设施、大众传媒和科普人才等科普能力薄弱；三是学校科技教育存在缺陷。然而，很多人却忽视了这三大罪状中内在的逻辑关系：正因为体制机制的不健全，导致了我国科技教育的缺陷，不重视科普人才的培养，其结果自然是科普能力越来越薄弱。

　　究其根源，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便是急功近利。商人需要逐利，很少有人高风亮节投入科普事业；科学家必须完成各种论文指标、科研项目，早已无暇顾及科学普及，甚至早已忘记这也是其神圣使命之一；高校偏重专业和外语等实用能力的培养，忽视科学研究者的语言能力提高，学术论文艰涩难懂，甚至语言不通，有几人能像高士其先生那样既做得研究，又写得文章？

　　看看国内科普现状，不禁想到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介绍说，自费发表论文是美国20多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联合提议兴起的，目的是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的“平民文化”特点，使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参与科技探索和知识追求，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普及。然而，到了我国，如今已成了“毒酒”，成就了很多“学术腐败”。真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看来，真得认认真真打扫我们的学术环境了，而这，显然不是单凭某一场活动就能承担的使命。
 

为了奥运，请做文明国民？
 
　张显峰  
 
　　眼下，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似乎连空气里都飘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气息。盖大楼的挂出横幅表决心，为了北京奥运会要把大楼建成精品工程；就连北京的小吃也能被一帮大学生搞出个解读活动，“为奥运献礼”；公交车的广播里也不断地提醒乘客“为了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请您文明乘车，尊老爱幼，礼貌让座……”

　　打开电视、翻开报纸，大凡能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沾点边的中国城市都在热火朝天地做着奥运文章，小胡同、四合院统统的不要，宽马路、大建筑才是文明的象征。有了奥运的名头，仿佛一夜之间人们都变得慷慨仁义。某大腕明星，邀请了几十位奥运健儿免费观看其演唱会，美其名曰“为奥运献礼”；某市拍卖行搞了个所谓的义拍电话号码活动，也号称“为奥运献礼”。

　　这热闹劲简直逼着你博闻强记，不想知道奥运会2008年在北京举行都不行。这当然有好处，显得咱中国人热情，有奥运情怀。但是稍微一琢磨，便觉得不是个滋味。不是说对奥运热情了不好，而是我在担心：是不是奥运会结束了，大楼就可以盖成豆腐渣工程？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就可以弃之不顾？

　　人应该有点独立的精神，一个民族、一座城市也一样。起码的准则与道德规范大可不必成了一项运动的附属品，跟着奔东颠西，辱没了文化尊严。大楼的质量如何，取决于盖楼者的水平和职业道德，倘若是为了奥运才造精品，那奥运就成了噱头，如此的动机不良，实在不敢指望他真的造个精品出来。尊老爱幼乃中华之传统美德，任何时候都应该发扬光大，倘若强调为了迎接北京奥运会请您文明一次，我以为这背后传递的信息是一种严重的文化自卑心理和急功近利的思想。

　　奥运会只不过是一场体育竞技赛事，在于传递一种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对于主办国而言，最大的实惠不仅在于赛事拉动的经济效益，更在于它能够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活灵活现地展现给世界各国人民。倘若我们“荒芜”于日常而急修一时之功，只能使文明之花随着2008年远去而在空虚中枯萎。这决非“人文奥运”应有之义。

　　为了奥运，请您文明一次。这像个笑不出来的笑话。
 

不买盗版行不行？

张显峰

    周程常常会因为劝说女儿买正版的周杰伦唱片而遭到“羞辱”，“她会说我脑子有问题”。
    尽管如此，每当女儿借来或者买来盗版光盘时，他还是会很认真地和她谈话：“应该买正版，支持叔叔阿姨们的劳动。”他现在是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
    周程遗憾地发现，像他这样较真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买卖盗版软件或者DVD在中国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早前，美国商务部部长古铁雷斯访华时中肯地提醒说，中国才是盗版最大的受害者，盗版对中国长远发展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小标题）盗版已成家常便饭

    在中国的各大城市里，买盗版光盘是一件非常方便的事，远比找一个正规的音像店要容易得多。
    在北京的大街上随处可见这样的摊点，一个大纸箱子上支块板子或者四角缀着绳子的包袱皮，检查的来了可以马上拎起来躲藏。这样的“风景”每当黄昏的时候最为抢眼。
    在位于北京中关村的海龙大厦门前，记者被几个叫卖光盘的中年妇女围住。她们身上是不带货物的。
    记者跟着其中一位“导游”上了海龙大厦二楼，她四下张望确信没有“危险”，便把记者领到一个卖电脑耗材的柜台前，柜台里的人弯腰从桌子底下拽出一个大纸箱，从各种电脑软件到DVD应有尽有。
    “不会被检查的抓到吧？”记者问。
    “放心，不会的。再说（检查的）来了你是买的又不犯法。”“导游”给记者宽心。
    从这里出来时，呼啦围上来一群“导游”请记者去他们那儿看看，边拉边介绍新到的货。就在海龙大厦对面的科贸大厦门前，记者遭遇了同样一幕。
    盗版已经成了令政府和知识产权拥有者头疼不已的问题。2004年初，耗资4000多万的《恋爱中的宝贝》首映时，制片方不得不把首映式办成了“反盗版研讨会”。导演李少红从举行发布会的酒店出来，旁边的小摊上就叫卖着盗版的《恋爱中的宝贝》。
    “就像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别人抢去给卖了，而自己毫无办法，”李少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那种感觉难受极了”。

（小标题）30岁以下的人很少买正版光盘

     周程坚决不买盗版。
    “我认为购买谁的服务和商品，就是在给谁投票以示支持。”他说，“我要买盗版就说明我认可并支持这种行为”。
    但“周程”已是“奇货可居”。
    在受访的数十人中，如今坚决不买盗版光盘的人已经很少，而且绝大多数年龄都在40岁以上。倘若拿这样的问题问30所以下的年轻人，往往会遭到讥笑。
    张先生是一家中央级媒体的中层领导，是个乐迷。10年前，一发工资他就会跑到附近的音像店买几张自己喜欢的原版CD，尽管一张CD就会花去他一个月工资的几分之一。
    “那时候接受不了盗版，而且很少能买到盗版的，即便有，种类也很少。”他说，现在随处可买，效果也差强人意，而且价格是正版的十几分之一。买一张原版的DVD起码得100多，而盗版的只需要10元左右。后来，不知不觉中他也成了买盗版一族，除非特别有收藏价值的他才会选择正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系的蔡姓同学告诉记者，不仅他，周围的朋友和同学几乎没人买过正版光盘，“软件、电影、音乐……网上都能下载，下载不了再买盗版的，又便宜又实惠。”他说买正版其实是网上下载不到又买不到盗版时的“无奈选择”。
    上周，10多个部位联合举行的知识产权保护成就展刚刚结束。4月23日，前去参观的北京铁路第三中学高一的刘姓同学很奇怪记者关于买不买正版的问题：“盗版的那么便宜，干嘛要买正版的？”
    “你没觉得你在支持非法行为吗？盗版的毕竟跟偷来的差不多。”
    “没有。我掏钱了，我又没有违法。”他还告诉记者自己最大的理想就是做盗版光盘生意，“多赚钱呐”。

（小标题）“在韩国这是很耻辱的事情”

    记者一位同事的老婆是韩国人。她想不明白中国人会把买盗版当成一件光彩的事情来谈论。
    “她说这是在偷人家东西，在韩国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同事说。他从网上下载软件和买盗版光盘时常会受到老婆严厉的批评。
    “当民众购买盗版光盘成为一种习惯，不仅冲击了文化市场秩序，伤害软件产业的健康发展，更严重的是助长了一种有便宜就贪的不良社会心理。”周程说，“说重一点，它伤害了社会机体，影响了社会风气，如果一个民族认同了这种盗版文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就是无稽之谈”。
    “既然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谁还会去从事那些苦差事。”周程说，这必然导致我国的软件产业很难做大，最终伤害到自主创新者的信心，毁了国家创新的前途。
    但是对盗版问题的治理，并不像预期的那么好。往往是城管、工商、公安相互扯皮。有人认为应该从道德角度来约束消费者。
    在周程看来，正版光盘的价格实际上超出了国人的消费水平。“这需要政府做一点工作，否则价格的差异很难让普通民众接受正版”。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道德的空间是无限的，但效果有限；法律的空间有限，但效果无限，必须依靠法律来解决。”中国大学生心理咨询中心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林永和说，在中国违法成本太低，在发达国家会罚得你倾家荡产，还有谁敢制假卖假？甚至买假者也会受到处罚。
    “应该通过法律告诉人们这种做法是错的，长期下去，就会变成一种道德的约束，最后变成人们的信仰。当购买正版、保护知识产权成为信仰，盗版自然就没了市场。”林说。

显峰冷言

对出租车调价不能只做经济考量

    如果不出意外，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北京市民不久就可以坐上一公里两块钱的出租车了。北京市有关部门将于今天召开听证会，按照“惯例”，此前提交的出租车租价调整申请通过的可能性，不言而喻，那是相当的大。
    在北京之前，上海提价、杭州提价……面对油价上涨，国内诸多城市纷纷将上调租价当作出租车行业化解成本压力的“不二法门”。这情势，简直比火车提速还快。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公众舆论的任何指责并不能改变有关部门的“涨价初衷”，甚至连出租车司机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大，但听证会依然故我地会变成“涨价会”。
    然而，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这区区几毛钱保护还是伤害了谁的经济利益。作为管理者，有关部门为相关行业的利益着想是理所应当的。但作为政府机构，它必须站在决策者的高度通盘、科学地考虑问题，既要考虑到经济发展的现实，更应充分考虑其可能产生的社会效应，而不是成为某个行业的“俘虏”，越俎代庖，为其代言。
    因此，对出租车调价决不能做简单的经济考量。
    北京市城市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便是交通压力。因此，有关部门在做出出租车租价调整决定之前，应该本着为城市科学发展负责的态度，充分考虑可能会对城市交通格局产生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
    一个简单的推理是，如果出租车在油价上涨的情况下保持合理租价，会有更多的人选乘出租车而不是私家车。因为对于很多中等收入者来说，购买私家车无非是为了方便和节省。车位紧张、油价抬高，倘若乘坐出租车在经济上划算，还不用操心，他们的选择显而易见。
    相反，倘若出租车租价超过合理预期，很可能导致更多的私家车上路。毫无疑问，出租车涨价受影响最大的当属“打车一族”。这些人往往有一定经济实力，但尚不足以或者不愿意养活私家车。如果出租车租价过高，又逢价格相对低廉的小排量汽车刚刚解禁，很多人为了方便和节省成本，最可能的选择就是买车。可以想象，北京的街面到时是何模样。这种负刺激，显然与北京当下鼓励发展公共交通的意愿相去千里。
    区区几毛钱，考验的是一个政府的决策智慧，背后的深意不可不察。

显峰冷言

方舟子打假成名是学界悲哀

    方舟子打假打出了名，以至于鲜有行外人记得他正经八百的学术背景。搞分子遗传学研究，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打学术的假，现在倒是缺他不得。
    当下卷入“学术造假”争议的四川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魏于全便是“吃”了方舟子的“亏”。再往前，清华大学一名“造假”的教授也被他推下了讲坛。如今的方舟子，无异于学术界的一个“异类”。
    论文抄袭，成果造假，骗取经费，评审拉关系、走后门……种种学界道德滑坡的批评不绝于耳之时，有一个方舟子，的确是学界的幸运。然而，换一个角度思考，学界中人若个个“五十步笑百步”，于相安无事中“天下太平”，而让这样一个“异己分子”打假成名，实在是学界大大的悲哀。
    方舟子不可能包打天下。上至学界大腕，下至年轻后学，在种种名利诱惑之下难免偶尔动点“歪”心思。一个方舟子纵然练就火眼金睛，也不可能尽收眼底。学界门类无数，精于分子遗传学，未必真能“触类旁通”。缺乏足够权威，其杀伤力自然弱化。甚至难免有时打出“冤假错案”来。起码，有的被揭露者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你方舟子不懂！”
　　方舟子纵然能包打天下，也只是以公民的身份，揭穿“皇帝的新装”，他并没有权利让造假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方舟子曾经在一篇文章中透露，在清华大学那名教授之前，他已揭露过几起，但是造假者并未受到任何惩罚，其中一位反而从副教授升为教授。
　　问题出在哪里？同行之间的袒护是一方面，学术共同体成员之间成了利益同盟而非互相监督；缺乏独立调查和公正裁决是另一方面，对造假者的调查，往往交给其所在单位，几个单位有敢于自揭其短的胸襟？纵然调查出来的结果是公正的，也难免公众猜忌，缺乏公信。
　　正是基于这一点，许多学术造假案变得扑朔迷离。方舟子看上去“粉丝”很多，却很孤单；有多少人叫好，就有多少人忌恨。要营造一个干净的学术环境的前提是，所有“涉嫌者”能够得到独立的调查、公正的裁决。如果还将“还清者以清白之身，给违规者以应有之惩戒”的使命寄托在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机构身上，永远只是一种奢望。
　　换句话说，“人人”都成方舟子，也便不再有方舟子。

且说散财之道 
 
 
        先人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现在爱财有财的人越来越多，有道无道实在含混得很。难以分辨，暂不去细究。窃以为，关心一下那些有钱人的财富流向很是应该。

　　4月11日，胡润2006年中国内地慈善榜发布。前五强杀出两匹“黑马”，一个是蒙牛集团的牛根生，一个是吉利集团的李书福。就在不久前有报道说，吉利集团这些年投给教育事业的资金起码有9亿元，是民营企业中对教育的资金贡献最大的之一。在上月底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仪式上，吉利又拿出5000万元资助1000名贫困学生。

　　在一些人看来，吉利的做法难免做秀之嫌疑，我之文字也难脱吹捧之猜忌。但是我要说的是，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吉利并不是最强的，也不是最大的，更不是最有钱的，身处竞争激烈的汽车行业，担着风险一边创新一边烧钱，还拿出数亿元投入教育。要是我们的企业真都善于这样“做秀”，也是幸事一桩。

　　不过，事实好像很不幸。这个榜单让我在欣喜之余多少有些失望。我看到没有几家年利润数百亿的大企业慷慨解囊；也未曾得见有几个爬上胡润百富排行榜的款爷们倾情奉献；更不见赚得盆满钵满的某个房地产巨头的热心资助。

　　再往前看，一年前，胡润的2005年中国慈善榜中，2004年百富榜上的富豪只有24位上榜，中国销售额最大的10家公司也不见踪影。这位先生的富豪排行榜历来为一些富者所不齿，但却令局外人很是看好。不齿的原因之一，未尝不是埋怨胡先生“陷”其于不义。

　　当然，钱都是血汗钱，挣得多，多缴税就是了。可是每年的纳税光荣榜上，百富榜上的富豪未必都在其中。税收的杠杆未必奏效。倒是有一种潜在的食物链确实很起作用，而且还能“双赢”。比如有一种极端的情形，就像纸币换银元。有人扛着钞票四处攻关，只为拿下更大的项目，赚得更多的钱财。既是散财，也是敛财。

　　最为低级的散财，便是消费。君不见款爷们一桌酒菜动辄数万，泡泡温泉唱唱歌，就是好几个大学生四年的学费。一些穷乡僻壤的领导甚至也学会了款爷的风范，不是有个穷乡的领导就拿高档酒款待几名志愿者么？这些清闺学子不懂得消受，心疼地哭了。

　　在社会财富分配尚嫌不均的今天，研究一下散财之道很有必要。它能帮助我们看清这些财富的前世，是污浊还是清白。

高科技“武装”农户是在开玩笑 
 
 
    如今赶时髦就像赶集。前不久，江西省召开“信息化新农村建设动员大会”，要让全省农村“家家通电话，村村通宽带，信息进万家”。（新华社3月31日）用高科技“武装”农村，这不啻最大的时髦。据报道说，跟江西省“不谋而合”的地方还真不少。
 
　　刚一提建设新农村，很多地方追求“厕所贴瓷砖、门前建喷泉、贷款建洋房、扛着锄头进电梯……”现在看来，与江西等地相比，这些想法显然“落伍”了。

　　当然，比起那些面子工程，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毕竟是一件好事，说得低级一点，能让农民增长点见识；往大了说，将来的新农村还真应该这样。然而，现在就急吼吼地要一步到位“建设信息化新农村”，对于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方来说，如同刚学会站立就想飞，相当不切实际。

　　江西省在全国经济体中不算富足，农村也相对落后。因此，在决策中必须考虑到，是不是家家都有经济能力承受买电脑的费用，是不是有“村村通宽带”的需求？其实，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用电脑就像穿西装下田，既破费又不实惠。

　　据我所知，对那些真正需要“建设”的农村来说，乡村公路、医疗保障、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的投入，远比对“高科技”的需求紧迫得多。很多农村至今还是坑坑洼洼、坡陡弯急的土路，雨天根本不能出行；一些农贸市场都是露天的，逢大雨天也只能“歇业”；农民收入低却不享受医疗保障，一场大病就负债累累……这些应该都是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却绝非靠“信息进万家”就能改变的。

　　新农村建设需要各地决策者的智慧，尤其需要认真分析、辨清当地农村发展现状与需求的智慧，而不是善于追赶时髦、玩一些华而不实“政绩游戏”的智慧。应该结合实际，通盘考虑，全面推进，从农村最急需、最迫切、最薄弱的地方重点突破。

　　若非如此，这些高科技玩意儿无异于摆设，这场声势浩大的“建设”很可能就成了最大的面子工程。
 
 

北京人·看客·警察的脸

第一次拨打110，手有些颤抖。

星期天一觉睡到中午一点多，出门的时候阳光很灿烂。公交车站旁边有一个小商店，小商店前面围了一大堆人，一群人对着里面指指点点。

我走近的时候，一个老太太从里面挤了出来，嘴里嘟囔着：“哎吆，这丫头喝那么多，都起不来了。”拉着老伴数落着走了。

我挤进去，一个小丫头躺在地上，对着手机好像说：“我没有钱，我知道我穷……”来回打滚。我抬头一看，靠，都在人五人六的“看戏”呢。我联想起我对北京人的印象来：一大爷买完东西发现没带钱，一群人围起来吆喝：“什么人？不带钱买什么东西？”带钱的来了，很牛比地把钱往桌子上一拍，这群人有吆喝起来：“我说嘛，这位爷穿这么光堂，哪能不带钱呢，您看，钱都不亲自带。好了，散了吧，散了吧。”我打心眼里腻味这种市井心态。

我掏出手机打110，旁边一老大妈四下张望一下，悄悄跟我说：“你亲戚啊？”我靠，我大声说：“我不认识！”

警察来了。用对待犯罪分子的表情看着我：“你报的警？”

“是。”

“过来。”说着朝警车走去。走了几步回过身，冲我喊：“过来！”

“我？”我指自己的鼻子。人民警察愤怒地看我一眼，示意我跟他来。这个时候，手机响了，是120打的，问我具体地方在哪儿，他们找不见……

到警车旁边，人民警察瞪了一眼，不耐烦地说：“跟你什么关系？”

“不认识。”

“身份证！”

我掏给他，他拿着我的身份证进了警车，登记出警记录，俩阿拉伯数字居然写了两分钟。手机又响了，又是120打的。问我人怎么样？要不要他们来？我说你问警察。他们说派出所让问我。我就问车里的警察，他没理我，我靠，我有些怒了，人民群众报个警就这么难！电视上人民警察的脸可是相当好看。我说，人民警察同志，回答我的问题。他看我一眼，冲人群里的三个警察努努嘴：“问他们！”

我彻底怒了。摁了电话，要回身份证：“我可以走了吗？”

“等等。”警察转身进了人群。

几分钟后回来，用手连续做了一个“滚开”的动作，看都没看我一眼，钻进了警车。

显峰冷言

榜样会成为创新的敌人吗

就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有代表指出，我们的榜样教育影响了创新精神，“大家都学一个榜样和模式，就成了标准化教育。”这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思维能力和研究能力。（本报３月１５日报道）

“向榜样学习”成了创新的敌人？认真琢磨这个事情的时候，忽然发现这个问题变得有些复杂。首先，我不得不替榜样叫屈。我们那么多乐于创新并创出成绩的“先进”、“典型”、“模范”，等等，他们的创新精神不但得学习，还得好好学习。总不能你这厢学习完了，那厢就说人家禁锢了你的思想，是创新的敌人。再说了，榜样这个词就是个创新，虽然我无法考证它的确切渊源，但绝对是后人的发明。现在讲“向榜样学习”，古时候叫“见贤思齐”。

于是乎，不得不思考另一个问题：榜样为什么会“含冤”？那就看看我们是如何树立榜样的，急吼吼希望一夜间家喻户晓，一夜间人尽可敬。甚至在宣传上要去掉“雀斑”，擦上“脂粉”，榜样们个个无欲无求，意志坚定，从不含糊，一副“高大完美”的形象。在普通人的眼中，他们就像神话人物，处处需要仰视。但是当这样的榜样以“超人”出现的时候，人们就会敬而远之，又有几人愿意效仿？

倒是在小学生中，这种对榜样的学习还保留一些，但亦步亦趋得很，“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就是学了雷锋，要是稍稍来个创新，转身给了乞丐，那就不一定夸你是好孩子了。这种呆板的教化，的确有些倒创新的“胃口”。

但是，榜样是无辜的。要塑造崇尚创新的社会环境，就要有尊重创新者的社会氛围，这些创新者就是榜样，只是不要再把他们搞成“超人”，而是要还原他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告诉人们，其实人人都可能成榜样。那样，也许有一天，创新者也会像“超女”一样受普通人追捧，被普通人效仿、超越。

对创新者和创新的尊重同样需要榜样。在这一点，绝对不能说是榜样扼杀了我们创新的思维，恰恰是缺乏向榜样的学习，学习他们对自主创新的推崇与支持。上期，我在文章中提到自主创新产品需要政府采购扶持。目前，我国即使是比较成熟的自主品牌产品，也处在所谓的“叫好不叫座”的状态，消费者或多或少还持有疑虑，这就需要“榜样的力量”。 什么是“榜样的力量”？我们的政府采购、大型社会活动等，是不是可以带一个好头？这样的示范效应，胜过所有的说教。在这一点，我们最是需要美国、韩国、日本这样的榜样。

 
国企汽车老总专车配奥迪？

张显峰
 
   坐奥迪也好，坐吉利也罢，本不干我等无车的小老百姓甚事。可是十几天“两会”下来，一些代表委员为自主品牌呼号的声音犹在耳，有一丝感动，有一丝欣慰，又有那么一些不爽。
　　前些天，一群记者围追堵截一位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国有汽车公司老总，此君慷慨激昂，对如何壮大自主品牌汽车很有见地，并呼吁政府和老百姓应该扶持国产车上路，云云。此番陈情，以前的电视上、报纸上也不少见。

　　我相信此番言辞，在大力倡导自主创新的今天讲来，相当必要，想必也是他的切肤之感。令人不爽的是，这位刚刚讲完这些肺腑之言的老总，坐的专车居然不是自己的自主品牌汽车，而是一辆奥迪车。

　　也许，这个细节并不会影响他继续为自主品牌汽车呼吁的做法。但是我认为，手机公司的老总不用自己的手机，电视公司老总不看自己的电视，汽车老总不坐自己的汽车……好像在中国没什么稀罕，但的确又是一件很滑稽的事。就像厨师不吃自己炒的菜，却花钱进别的菜馆。厨师的做法，最大的暗示无疑是，他炒的菜有问题；汽车老总的做法，我想引申的含义远比这深远。

　　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是一位国有汽车老总，在中国他的待遇是按行政级别享受的，依规行事，他坐奥迪车理所应当。中国的政府采购素来是不待见国货的，办公电脑用IBM，办公用车是奥迪，用中国公民的税银壮大洋货，也算是别具特色的。

　　这种行为之荒唐，我以为迟早会成为一种可笑的记忆。但是问题是，要改变国民的消费文化比登天还难。就像这位老总，我相信他之所以理所当然地坐着奥迪车来去，首先是觉得坐名车有身份，他的老总身份就是要坐奥迪车。自己的车？那是卖给穷人的。

　　从这次“两会”上一些代表委员的建言来看，虽然大家知道自主创新是一件大事，但很少有老百姓真正认识到自主创新对偌大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对国民意味着什么。更鲜有人明白，作为中国公民的一分子，应该做什么。

　　我甚至担心，有很多人依然把自主创新当成美丽的标签，挂在嘴上，贴在墙上。

　　自主创新不仅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文化氛围，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自主创新产品要有足够的发育空间，我以为，这个空间便是政府采购。中国人的心态素来如此，官为上，上层所乐之物常常受民之宠。